乡村问题化限制了对于乡村的想象力

  从现代学科分科的角度看,枝枝节节的乡村关系,看起来很像染上了某种不大必要的细节肥大症,无论我们从本草学、博物学、社会学、人类学、民俗学、村庄治理、牲畜家禽养殖、乡土志、地方志,乃至于这些年很流行的“知识精英返乡非虚构”写作,当然,也包括传媒等学科和领域来看,几乎都显得细节过于肥大,并且,很多学科也都能从肥大的细节中,萃取一些有效成分,以供我们建构出一个具有学科风格的乡村面貌。
  因此,学科视野下的乡村,一方面产生洞见,一方面也产生遮蔽。要全面把握乡村,单考虑人是是远远不够的。比如,我们目前就只看到人际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衰落了,我们就高声疾呼,“哎呀,乡村衰落了!”这种衰落叙事,充斥于乡土写作的各类文本中,几乎成为当前谈论乡村问题的一种普遍情感共识。我并不排斥乡村人际关系的某种衰落叙事,但乡村的文化可能性,不能因为部分的所谓“衰落”,就得出这一地理空间的本质性结论,进而将乡村问题化,贴一个“三农问题”标签。
  当下对于乡村,人们的想象力在很大程度上被“三农问题”束缚着,这是一个具有悲情色彩的经济学、社会学术语,然而显然是现代化、城市化的问题,为何冠之以农民、农村的问题?被边缘者的问题化,这种问题意识本身,就与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反乡村潮流殊途同归。只要乡村被认为是一个问题,各路神仙就开始下药:恢复传统,新建古村,开发旅游,新修族谱,敦伦复礼,招商引资,试图解决农民的经济和精神问题。事实上,乡村的问题化,限制了人们对于乡村的想象力。
  在从人的绝对中心的立场看到的经济、治理、人情关系的某种衰落的同时,是不是也要问问山川,问问天上的鹰,山里的野猪,水里的泥鳅,林中的柏树以及地下的祖先,乡村真的衰落了吗?或者全都衰落了吗?甚至更通快一点,这种衰落难道就不行吗?否则我们呼吁生态主义,人与万物和平相处,究竟是什么意思呢?
  呈现乡村地理空间相对于城市的独特性
  乡村地理空间的价值在文化上是大有作为的,倘若村志写作只是挽歌式地记录,试图保存人在这一空间内的衰落史,恐怕到头来也只会是图书馆中爬满灰尘的材料,很少有人会去读,更别说能够参与到文化实践中。乡村作为一种文化可能性,当然是要对现代化自身的危机作出积极回应。所以说,不能在旧有的传统与现代、农业文明和现代文明的对立中看待乡村,而应该将之视为现代化在不同地理空间内的不同呈现。乡村作为一个空间界限相对明确,人与自然关系相对平等,熟悉感和安全感容易养成,这成为乡村地理空间不断制造乡愁和田园理想的地理基础。而城市则以人造物占据绝对优势为特征,陌生主体的自由独立精神,是更适合城市空间的人类情感需求。自由感与安全感,都是人不可或缺的情感诉求,而当前的城乡关系,加剧了中国人自由感与安全感的分裂。从某种意义上说,我们都患有这种精神分裂的现代性疾病,因此城市召唤乡村,乡村是人的生命主权当中不可出让的部分。
  如果从这一思路去理解城乡关系,便会放弃那种对抗的手段。跳出城乡对立的逻辑,挣脱传统方志的束缚,探索一种可能的文本,赋予村庄地理空间内一切人事、粮蔬、荒野、建筑、湖泊、草木鸟兽、鬼神等等以人文意义。这种开放的村志写作,在物质形式上应该带有乡村博物志的特点,在价值立场上,则是要反思人类中心主义。因而村志写作,其实就是要重新建立人与人、人与物、物与物之间的情感契约,这样一个文本,以自然地理空间内的一切公民(包括自然造物、人造物、人与自然合作造物、精神造物等等)之间的关系为对象,立足本村知识,勾连传统农学、方志、地记、本草、月令、文人杂记、笔记、博物志等,以及现代生态学、农学、统计和治理信息、动物学、植物学、地质学、地理学、气象学等,以呈现本地人文自然风貌中的情味。这种文本在一村一乡则为优良的乡土教材,在更大的范围,则是具备可读性的准文学性文本。
  所以,我们提出村志写作,是通过乡土情感的知识化,来启动乡土的文学性。在某种去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上,呈现乡村地理空间相对于城市地理空间的独特性,进而为现代人反思生命处境,提供现代文明的备选方案。这就不是为解决乡村的问题而乡村,而是为解决现代的问题而乡村。在这样的过程中,文字的介入会赋予乡村以全新的文化可能性,而不仅仅是拿真金白银去发掘名人坟墓、名人故居、名小吃、名景点、新建的古城和古庙、新修的族谱等,这种带有阿谀社会学和民俗学、阿谀政绩导向的政客、阿谀猎奇的游客的行为,是浅薄的文化黑心棉,文化的口红,文化的蛇皮。而将眼光放到那些无法通过传媒途径发声的人与物,比如农民与他的牛羊鹅等,这些被遮蔽的才属于有温度,有情味,当然也无法兑换成黄金白银的真的文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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